陈景润这样一个数学怪人，与正常的社会都格格不入，与那个反常的时代就更加倍抵触。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

１９７３年的春天姗姗来迟，２月底了，水面上仍结着薄薄的冰。

陈医院看病，在路上遇见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５０年代末从北大数学系毕业，背着铺盖卷就直接到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因爱仗义直言，没少得罪人，也没少挨过整，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也许是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陈景润将自己的秘密悄悄告诉了罗声雄：“我做出了‘１＋２’，我想拿出来发表，又怕挨批判。”

罗声雄说：“只要你的证明是对的，就不要怕。”

可是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这些年来，挨打、跳楼、被专政，就是因为专心业务研究。他不能不心有余悸。

没过多久，中科院一位军代表来数学所视察工作。军代表姓王，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军。罗声雄跟他谈起了陈景润，说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的一个著名的猜想”推进到了“１＋２”。

将军不知道哥德巴赫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猜想有什么意义，又有多重要。

罗声雄告诉他，哥德巴赫是德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１７４２年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２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的猜想，这个猜想如果被证明了，将会极大地推动数论研究的发展。２００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数学家都在梦想证明它，它被列入２０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陈景润将它推进到“１＋２”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成果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在国际数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将军听了很激动，问：“他的论文写出来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他不敢拿出来，怕受批判。”罗声雄说。

“他住哪里？你带我去看看他。”将军说着快步出了门。

罗声雄将将军领到８８号楼，他拍了拍小屋的门，过了好久，才听到陈景润细若游丝的声音：“是谁呀？”

“是我，罗声雄。”

门“吱呀”一声开了，见罗声雄后面跟着一位军人，陈景润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将军爽朗地笑了，他拍了拍陈景润的肩膀说：“小伙子，听说你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你别怕，大胆地拿出来。”

陈景润不置可否地连连说：“谢谢，谢谢……”。

将军走了，他关上门沉思，虽说这位老同志是院里的军代表，支持他将论文拿出来发表，但是如果以后军代表走了，有人秋后算帐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又不寒而栗。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

几天后，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青年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却不敢将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

原来，军代表回去后将陈景润的情况报告给了院党组。

不久，中科院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武衡在会上说：“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虽然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不久，科学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说的那位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武衡的讲话在中科院引起哗然大波。有人说，怎么宣传起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来了，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么？也有的人酸溜溜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象他一样不关心政治，我们也能做出来。”

陈景润将他的论文拿出来了。可是围绕着论文能否发表又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人很激动地说：“陈景润的论文研究的是古人洋人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发表，要发表，必须全所讨论通过。”他们上纲上线，说：“陈景润的论文绝对不能发表出来，这是关系到走什么路线，树什么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

也有人挺身而出：“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难题，陈景润的研究结果意义重大，论文应尽快发表。”他们气愤地说：“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喊要解放全人类吗，连陈景润都不敢解放，你们还解放谁？”

讲解演算的陈景润

１９７３年４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顶着压力，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这份简报被中央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详细摘要。４月２０日，中科院将陈景润的“１＋２”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一同报送毛主席、周总理。

陈景润证明了“１＋２”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１＋２”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外国数学家写信给他：“你移动了群山！”

有数论专家惊叹：“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伯斯特听了为之一震。哈伯斯特与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一书正在付印。他马上托人从香港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他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科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那天，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刚好也在场，听武衡讲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一项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为之一动。几天后，她与摄影记者钟巨治一起到中科院，准备采访陈景润。

听说是来采访陈景润，有人说：“他可是个怪人，除了搞数学，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关心，而且是有名的‘白专典型’，虽然他在科研上成就很突出，将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１＋２’的水平，但是他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武主任在报告中也只是不提名地提到了他。”

“既然是‘白专典型’，陈景润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顾迈南问。

“好象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只是不太关心政治。”并举出一事例说明。那是中美建交后，有一次他所在的五学科研究室召开讨论会，因为规定人人都得发言，陈景润没啥好讲的，就批判美帝国主义，说美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不死云云。一位同事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凑在他耳边说：“中国跟美国建交了，毛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陈景润电击般地呆住了，嘴里喃喃着：“真有这样的事……。”

顾迈南与钟巨治又来到数学所。他们找到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声雄详细介绍了“１＋２”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向他们证实，陈景润不关心政治，不参加任何活动，但是并没有反动言行。最后，他还向两位记者介绍了陈景润的身体情况，说他病得很重，医院的医生曾几次告诉数学所，不要让陈景润死在屋里没人知道。

两位记者采访后讨论起了陈景润是不是“白专”的问题，他们认为，陈景润是“专”的典型，毫无疑义，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就是证明；至于是不是“白”的典型，值得商榷，因为陈景润做出了领先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争了光。他们决定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内参，据实向党和国家汇报。

当天晚上，他们分别赶写出两篇内参，一篇是《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一篇是《关于陈景润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情况”里，他们反映了陈景润的处境和身体情况，说他病情危险，急需抢救。文中并引用了一段被采访者的话：“×××说，如何对待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待陈景润这类理论工作，请中央表个态。”

这两篇内参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看了后画了一个圈，并批示：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凌晨２点，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８８号楼前，从车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数学所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径直走上三楼，叩响了小屋的门。

陈景润仍在灯下工作，听见叩门声，心里一阵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带我去检查身体？”陈景润吃惊地张大了嘴。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受歧视、受排挤、受打击，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他警惕地打量着这些半夜来客，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陈景润被大家拥着上了车。小轿车在寂静无人的街上急驶，不一会就拐进了清华大学校园。

陈景润被带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房间里坐着几位陌生人，陈景润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发的一位男人报告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沙发上的男人站起来，一边握住陈景润的手，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陈景润同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的，听说你病得很重？”

“谢谢，谢谢，我还好，还好……”陈景润虽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因为每天晚上都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知道这个当时在教育科技界一手遮天的迟群。

迟群神情严肃地向陈景润传达了毛主席和江青的指示。陈景润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竟会亲自关心、过问他这个小人物的身体健康。他激动万分，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表明，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会诊后，天已大亮，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回８８号楼。这时，８８号楼的住户正在互相传播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偷听敌台被带走了！”

原来，昨天晚上那几辆神秘的小轿车停在楼前时，被８８号楼传达室的值班员发现了，她想，陈景润那个倒霉蛋半夜被带走了还会有什么好事。

见陈景润坐着小车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院里的领导。人们交头接耳目瞪口呆。

陈景润没心思理会闲言碎语，他的心沉甸甸的，当初的激动已经过去，现在的他已是满心忧愁。

他没有回他的小屋，径直去了李书记家。李尚杰正准备上班，见陈景润愁眉苦脸地进来了，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陈景润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说：“他们要我去住院，我不想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回来运动呢……”

李尚杰劝他说：“你病得不轻，你应该去住院，象这样经常发烧，长期拖下去是不行的，不管怎样，先将病治好了再说。”

毛主席的指示，在科学院象炸开了锅，激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一些仍被各种各样帽子压着的知识分子更是暗暗激动欣喜，连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都解放了，天真的要亮了。

可是，也有人极为不满：“陈景润是白专典型，这样的人不应该提倡，中央领导指示要给这样的白专典型治病，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组织部分党员给中央写信，指责反映问题的人美化陈景润，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说陈景润的成果如何如何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这天下午，李尚杰接到通知，马上送陈景润去３０９医院住院。李尚杰匆匆到８８号楼通知陈景润赶紧收拾东西，６医院。

晚上６点钟，车准时开到楼下，可是小屋里却不见陈景润。在楼道里找，没见他，在楼下找，也没见他。这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询医院的电话，李尚杰急了，发动数学所在家的人都出去寻找。

人们大街小巷呼唤着陈景润的名字，陈景润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这么多人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

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

他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最终他却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为政治的人”。

徐迟（右）和陈景润

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写谁呢？有人说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说７０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说他将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１＋２”。

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心里暗想：“１＋２”不就等于３吗，这是什么数学难题？而且也没听说中国有叫陈景润的大数学家。

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怕闹笑话，却不敢说出来，便通过有关方面寻找陈景润。后来总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陈景润取得了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反而听到了许多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说他常常一连几天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说他是个与正常人思维不一样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４０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那位错将哥德巴赫的“１＋２”误认为小学课本上的“１＋２”的人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错了，这才知道各国数学家已被这道难题困扰了２００多年，陈景润取得的这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陈景润虽然是个怪人，但是，他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应该写他。

请谁来写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位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下了许多激情澎拜的诗歌。在延安，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写“诗言志”。但是徐迟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巧的是，这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当年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了许多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细腻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迟似乎消失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１１月初，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周明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徐迟。费尽周折，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了久违了的他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很高兴，这位热情的歌者，觉得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但是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老朋友。听说他是来写陈景润的，大家好心地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也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劝他别惹这个麻烦。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向他谈起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报告陈景润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这时，周明正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听说《人民文学》要写陈景润，一人跟他说：“我们科学院好样的、有贡献的科学家多的是，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中他呢！换一个人好不好？”

周明说：“我们就想写他。”

周明碰了钉子后，设法直接找到了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汇报了《人民文学》杂志想采写陈景润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说：“我们要是多点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写陈景润。

一个北风凛列的冬日，周明陪同徐迟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数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后就出去了。不一会，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间，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李尚杰连忙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忙走过来跟他们握了握手。

周明说：“我们这次特地约请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

陈景润转身又握住徐迟的手说：“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应该写你，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没做什么贡献，应该的，是应该的……”陈景润拘谨不安地说。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也笑了，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回答说到了最后阶段，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后，很受鼓舞。说着，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吟毕，他激昂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他们听他讲话，几乎都是严密的报上字儿话。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出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１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和同事。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

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来写陈景润的，就直言劝告说：“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优秀的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要写陈景润！你会惹麻烦的。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呀。”

徐迟意想不到地发现，陈景润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

听说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所时就曾伤心地说过：“以后我再不进数学所的大门。”因为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过挨整的命运。

于是，徐迟理解了陈景润神经质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说的为什么几乎都是严密的报纸上的字儿话。

为了了解数论这门艰深的科学，徐迟看了许多书，还苦苦地“啃”了好几遍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生涩难懂，终于也略知了一二。

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是可以读懂的。为了读懂这位数学家，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楼梯，看了他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那个黑洞洞的窗口。他还约请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谈“小陈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来，徐迟就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来了后，俩人隔着一张茶几边喝边聊，李尚杰讲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讲他为人处事的轶闻趣事，也聊围绕着他发生的是是非非。

他们就这样聊了几个晚上。一天，徐迟提出要去陈景润的小屋看看，周明听说了，也要一起去。李尚杰却为难了，他说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

见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李尚杰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

他们三人一行来到８８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谁呀？”

“是我，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

于是，徐迟充满激情地朗读起了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处，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

李尚杰没有提出别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里面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于是文中出现李尚杰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书记”。“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民文学》１９７８年１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象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１０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８０年代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１＋１”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常常感到无可奈何。

１９７８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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